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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四，又笔名十日西风，本名覃振江，广西都安县人。广西作家协会会员，广东散文诗学会会员，广西河池市网络作家协会会员、理事。作品散见《三月三》《河池文学》《都安文艺》《南丹文学》等刊物。
六畜平安
文／老四
天黑下来了，我吃了两碗玉米粥后便盘坐在堂门的门槛上，右手握着扇子，打量着屋前的那几垄玉米地。
这些土地，不管它有多少，但对于我附近的小村屯来说，还是比较宽阔平坦的。因土层深浅不一，灰褐色的土壤下面掩埋着许多小石头，如果逢上一两个月不下一场大雨，必定颗粒无收。未结苞谷的玉米杆肯定要趁着还有一点儿青绿，及时砍回来丢入牛栏当作牛草来。而牛吃饱了，人和猪鸡鸭又怎么办呢？
土地也有等级划分的，分为一类、二类和三类，按现在来讲，就是档次。那时我父亲有点儿小聪明，向生产队自报要承包二类土地，因为二类土地产量低、面积多、征粮少。而一类土地产量高、面积少、但需要缴纳的征粮也就稍多一点儿。他说只要有地，只要勤劳就不用愁着没饭吃，然而到手的二类土地，因土质原因收成难保，一年两季的收割，还不够养家糊口。
从呱呱落地那天起，我就离不开玉米粥。不管是稠浓的玉米粥，还是多放点油水的菜，晚饭是简单不过的了，就像日出日落、月圆月缺一样的平常。朴素的生活，那些年头人却很少生大病，或许是身处无污染绿色环保的“循环经济”中，身体免疫力强。
入夜的乡村没有城里的喧闹，特别是大山深处的夜晚，村庄一团漆黑，要电没电，黑压压的屋子四周不是鸟啾就是蟋蟀叽叽、犬吠，以及哪一户农家的猪脚夹栏的嚎叫声。
不知道为啥，今晚母亲点灯特别的早，而且是一反常态搁下小煤油灯，点上了大号的灯盏，还特地把灯芯拔得老高，照得屋子亮堂堂的，灯光透过厅堂木板的缝隙，也光顾到了一楼，楼下的鸡窝也瞬间响起了咯咯咯的鸡群躁动声，它们估计是见到了光亮而兴奋起来。
整个村庄的房子都是清一色的土木结构吊脚楼，一楼圈养牲畜，二楼住人，三楼放杂物。
我回头瞧一瞧，对母亲说，天还没有全暗下来，不用点灯这么早。母亲说，我头顶好像长有几根白发了，我点好灯了，你过来帮我把它拔掉。说完，母亲把煤油灯移到八仙桌的最边沿处，然后端坐在那里。我用双手轻轻地扒开她的头发，仔细地寻找起她所说的白发。我每拔出一根，都问她头皮痛不痛，而我每拔除一根白发，她都叫我把它交到她的手中，我总是小心翼翼的，生怕弄丢了这些银白的发丝，这可是母亲的青春，也是她被我压榨过的芳华。
一阵子下来，我拔出了好多，不止她当初所说的“几根”。当手腕有点疲软时，我说，母亲，你的白头发已经没有了。她说，再找一找。我只好再抬起有点儿疲惫的手腕在她的头上搜寻着。我问母亲，你是不是患什么病才生如此多的白发，她说白发不是病，是自己老了，拔掉了就没有了。我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头发，就像她曾经抚摸着我幼嫩的头，我拔掉的不是白发，而是她褪色的青春。透过灯火，我发现母亲的头发有的正在渐渐地从根部往发梢泛白，说不定哪一天她又叫我帮忙拔除。当我确定的说已经没有白发之后，她才把攒在手掌心的白发紧紧的束到一起，然后把它放到了屋后的石头缝隙中去了。
我和母亲又回坐到大门口。母亲依旧少言少语，仿佛有什么心事似的。而我在拨弄着我的小收音机，但音量不能开得太大，那样会耗电池。
每到这个时候，她都要我打开收音机，她要整点对时，原因是家里面那个座钟有时忘记了上链条，走时不准，每天她都要听随闹铃早起做饭、撒米喂鸡、割猪菜备办猪潲等等。这些早已成了母亲的日常大事。
猪圈里很安静，母亲也不说太多的话，像是心事重重。此时不远处响起了跫跫足音，屋前的菜园边上的小路上有个人影晃动，还打着电筒，电筒里的电池估计也差不多要用完了，那束光柱昏*微弱，透过篱栅，一闪一灭的。我不确定到?是哪个亲戚前来串门，平时这个时候光临我家的人，不是亲戚串门就是屠夫找货源来。母亲似乎预料到什么，悄悄地走进了菜园，她借着隔壁家漏过来的微弱的灯光，在菜园里的芭蕉树上麻利地削下了半片芭蕉叶。手里握着一把上山用的柴刀和芭蕉叶放在一边，她又弓着腰摘了一抱青菜、拔了几棵蒜苗后就走出菜园。
我家的前大门，三个门口一直敞开着，还没有关闭。厅堂八仙桌上那盏大号煤油灯燃烧得亮堂堂的，一抹米*色的光从门口照出来，直洒在屋前的空地上，那个人影此时已经关闭了手电筒，脚声“啪嗒、啪嗒”地渐渐靠近大门前的石梯。我从充满煤油味的灯光里辨别出了来客，原来是隔壁生产队的李老队长，他身上挎着一个*绿色的帆布袋，不过，有点褪色了，上面印着的“为人民服务”鲜红大字依然隐约可见，虽然有点儿掉漆，没有当初的完整，但还能让人一瞧就懂。那个袋子里装得鼓鼓的，一看就知道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。
李老队长一步入厅堂，就对着我家一通夸赞，说我家的煤油灯都是大号的，他说他家一直是燃小号灯，比较省油一点儿。我母亲一听他这么一说，立刻解释只有客人来才用。如此耗油的灯不是每个家庭时常使用的东西，除非是一些经济收入宽裕的大户人家。话说买这大号灯，父亲还不舍得买，只能说是误打误撞买回来。我父亲生来老实憨厚从不打圆滑，那天他到下赔街的集市转悠，撞上了当年的一位老同学在做流动地摊儿小生意，卖农用小五金和灯具，父亲一见面就大声地打招呼起来，老同学，你又卖灯了嘛？老同学脸色沉沉地说，谁是你老同学啊！父亲听他这么一应，顿时摸不清头脑。站在身后的人悄悄提醒说，老覃你这么大声地“卖灯”叫唤着，他肯定是生气了。“卖灯”的方言反话可是骂人的哟，父亲醒悟之后觉得不好意思，蹲到老同学的摊儿前二话不说，直接拣了一盏大号煤油灯，付了款之后，老同学火气全消。
李老队长一番美言之后，从肩上撸下帆布包放到旁边的一个小椅子上，因是热天赶路，白衬衣此时已经和他那虎背熊腰黏在一起，见着情景，我立刻递过一把蒲扇给他。
他是一名“老高中”，后来被选拔当上了大队干部，是一名老*员。他身上挎着这个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帆布包，就是当年他走村串屯做基层工作时用过的，只是现在与当年的用途有点儿不一样而已。自从他抱上了孙子之后就辞去了在大队的工作，退休在家。如今孙儿已经长大不再整天看护，闲着无聊，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一些风水、师公的门道。平时在方圆百里接一些“补粮”“攒勒畜”等日常风俗小活儿，纯属为他人祈福纳寿的之类的乡村服务，而且都是不收费的，只要有两杯酒给他喝就可以了，条件好一些的“服务对象”有时会剁下半块猪头让他带回家。
我一看到他，不等他说话就立刻抢先向他打招呼：“老李呀，今晚到是起了什么风把你吹到我家，走夜路你不害怕嘛？”
他一听，哈哈大笑地搭我的话，告诉我今晚来帮忙“攒勒畜”。
“攒勒畜”这叫法，是祖祖辈辈壮语方言传承下来的，如果让我用汉字来表达也无法正确地写出来的，其真实的用词只有老李他知道。其中的含义，按我的理解是家里生病的羊牛猪鸡生病后，为它们做祈福仪式的俗称。
这时，父亲从屋后的山脚回来了。他脚上穿着一双鞋帮早已磨烂的解放鞋，一件后背破窟窿的深绿色背心，而汗水已经把背心浸润一大截儿，让人分辨不出它原来的色彩了，那穿到起毛的浅灰色裤子扎满*针草籽。他推开后门的刹那，见到李老队长已经准时到达，立刻扔掉含在嘴唇上的喇叭烟头说，老李呀，傍晚时分我给它们各打了一针青霉素，不知道它们能否好转起来，我们该做的事还是要照做，土洋结合，好不好转就看我的福分了。
父亲所说的“它们”，指的是猪栏子里的那两头猪，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才知道那两头“猪怪”真的病倒了，难怪这两天一直没有“撬栏”，可是却把父亲急坏了，若不及时治好，大半年的付出就要白费了。
原来，父亲是出后山去找生茅草、鲜桃树枝去了，这些都是“攒勒畜”仪式的必备品。他一搁下东西就到木制的圆型米仓里摸出一个腊猪头皮，放在灶膛上一番火苗烧烤之后，放到热水里用丝瓜络洗刷干净，入水煮沸。透过那口“六锅”里冒出的的腊肉味，我仿佛闻到了父亲别样的焦急，平时要是“攒勒畜”的话，父亲准备妥当后，选一个适宜的好日子才约上老李的，还要提前去下赔街买两三斤鲜猪肉、一个完整的鲜猪头皮。
传说像“攒勒畜”的这种风俗仪式，不宜使用干货。在等待猪头皮出锅的时间里，母亲不紧不慢地从角落里搜出一个四方形的低边竹器，在厅堂前端正的摆好，垫上了她摸黑从菜园子里削回来的那半截儿芭蕉叶。芭蕉叶这东西不可或缺，没有这个，祈福不灵。就像给老人纳寿礼，没有封红等于不尊重一样，那些瘟神亦如此。
母亲刚铺摆好，父亲就迫不及待地从锅中捞出猪头，“嘭”的一声放到那片芭蕉叶上，热气腾腾。他不歇气地去张罗一些细节事宜，盛一碗清水、装三碗玉米粒、十来张纱纸，还有几张五角的纸币放到满盛着玉米粒的碗上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李老队长庄严入坐，他从那个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帆布包里掏出一顶专用锦帽，一个古*色的铃铛，一本毛笔手抄祈福唱本，一方青铜，还有一付被他双手摸得发亮的“猪耳朵”。站在旁边的父亲还不忘调侃一番，说老李你这吊铃铛平时可以拿来使唤羊群，放在包子里会发霉的，李老队长他依旧笑眯眯的说今晚是否灵念，就靠这个了，管它发霉不发霉，这铃铛我活到老用到老。讲真呀老覃，这铃铛确实是我早年放羊用的，现在年代不一样了，它也要与时俱进转换角色改变用途……
当三炷香燃烧一两分钟之后，李老队长小心翼翼地将一枚方形大印轻轻放到满盛着玉米的碗上，而父亲放在那里的五角纸币被重重地压在方印下。纸币的一端，老李还用手指拣上几粒米压着，按他们业内规矩来讲，应该属于双保险，就像父亲的做法一样，猪病了一定要先打针，然后“攒勒畜”再跟着上。给猪打针是对症下药袪除病灶，而“攒勒畜”则是一种自我安慰，或者可以说是向祖先汇报，请求他们在冥界中佑护着家道兴旺，凡事顺意。
我呆在旁边观望着，估计是父亲觉得我真的没事干，随口叫我往摆在祭筵上的五个牛眼瓷杯斟酒，李老队长见状也接着父亲的话头说，老四，你也是主人，向神灵斟酒是应该的，它会保佑你前途一片光明。我听从了大人们的使唤，放下了手中的折叠扇，小心翼翼地拎起酒壶往五个小酒杯里倒满酒。可是父亲却说，这样的仪式酒不能斟得太满，这是规矩。我愣了一下，左手不由自主地挠了一下头，不知所措，18岁的我哪里知道还有这些规矩呢？
我沉默了一下，问李老队长这样能否再倒出来再重新斟上，而李老队长似乎不听到我的话语，自已动手将酒杯里的酒全部回倒到酒壶里，再逐杯斟上一点酒下去，我好奇的瞄了一眼，原来他们所说的规矩，就是往酒杯里斟上三分之一的酒量。母亲冲着我说，以后你要记住了。此时我心里在暗暗接受，毕竟那两头猪是她亲手喂养长大的，每长一点儿膘她都以自己的方式铭记于心，她不想让自己的付出无缘无故的化为泡影。她的内心，此时应该也是在祈盼着，过了今夜，猪圈里又能响出平时让她不耐烦的动静来。所以，我不能在这个非常时刻坏了他们的“好事”。
李老队长开始了他的“功课”。按程序，他用手从一张纱纸上扯下三抹纸条，一条系到父亲从山脚砍回来的那根鲜桃树枝，一条夹在他的右手中指，以这样的方式来增加仪式感。随着第三次“猪耳朵”落下，好像有点儿不太顺，他又把那两块“猪耳朵”收上来重新合到一起之后，放到酒杯旁，吸了一口气反起右手五指在那“猪耳朵”上轻轻一按，那表情特别有师公范儿。他一手摇着铃铛，一手持着点燃的檀香，在翻开的祈福“唱本”上逐行默念起来。
他的这个做法有点儿不同，没有像其他师公一样随着铃铛的节奏歌唱着。坐在旁边的父亲看到这情景，打趣说，老李，你这样念着，那些瘟神能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估计此时你的心里在唱着《东方红》都说不定。李老队长听了，咧着嘴哈哈大笑。
这么一乐，李老队长好像又打起精神来了，铃铛越摇声音越大，整个屋子里都充斥着“叮当叮当”的铃声，纵然老李不作声，在这个宁静的山村夜晚，周边的邻居光听到这样的铃铛有节奏的响着，他们都知道我家今晚又“有事”了。一阵高潮过后，估计是李老队长的手腕有点儿疲软而停歇下来，屋子又恢复了平静。不知啥的，此时猪圈里响了两下咳嗽声，母亲耳灵口快，以自言自语的口吻冒出了一句：真灵念哟，一炷香都不到，就有动静了。李老队长一听，顺水推舟般放下手中久握的已经烧掉半节的那炷檀香，用手拍响大腿说：“盘瓜老覃，蒙不用烦心瓜”（壮语方言，意思是：可以了，老覃，你不用再担心了）。
稍停歇一下，李老队长从他的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帆布袋里掏出两面剪成三角形的小红旗，还有几张红色的门符，一起放到祭筵上。估计是到了收尾程序，父亲会意的步入卧室，在他的专用的储物木箱子里找出两面崭新的大圆镜，两把剪刀，交给了李老队长。透过摇曳的灯光，我看到他脸上充满欣喜，毕竟这回抛出去的“猪耳朵”全部敞开扇形的耳洞，代表着瘟神们已经接受了请求。此时，李老队长慢悠悠地从八角碗的玉米堆上抓回那枚大方印，张开嘴对着印面哈了一口热气，在那几张大红纸剪成的门符上重重摁了下去......
仪式结束，他收拾好那些铃铛、“猪耳朵”、唱本之后，吩咐着父亲一定要把这些小红旗和门符安排到位。一旁的父亲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把米碗上的那几张毛票塞给李老队长，可老李队长他死活就是不要，只见他左右看看，发现没有人，赶忙俯下身子压低声对父亲说，虽说瘟神是走了，但那是暂时的，我劝你还是先留着这几块钱，再买两支青霉素回来吧，做法跟科学有效结合，才能确保你家的猪平安无事。他一边说一边推开父亲的手，还不忘幽默说，如果今晚我收了你这些小钱，以后来你家，我得换另一个没印有“为人民服务”这几字的帆布包。
折腾了一个晚上，总算了结一桩心事，母亲把宵夜的菜弄得特别的香，父亲和李老队长一边嚼着腊猪头肉，一边喝着酒，谈论着这两头猪生病的原由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发现猪圈的土墙四周各插着一面小红旗，在猪屋的门头上方，高高束着一个大圆镜、一把剪刀。
门楣中间还粘着一张大红贴，上面由上往下书写着几个正楷字：六畜平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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