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律视域下的清代疫灾奏报与防治
文章来源：原载于《西南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年第3期，本文为《新华文摘》年第16期全文转载。
摘要:清代因疫灾频发，因而形成一套由官府主导的从奏报到防治的应急机制，大的疫灾半月或旬日奏报一次。特别是道光元年（）的《救疫章程》为以后所援用，说明清朝已把对疫灾的防治初步纳入法制化体系，救治措施也向以医药为主要手段，以挽救病患者生命为目标转化。作为责任主体，因救灾不力或隐瞒欺饰而被处罚的封疆大吏不乏其人。但整体而言，清朝对疫灾的防治未能达到制度化水准。这也使得清朝的疫灾防控机制仍处于初步阶段。
学术界对清代疫灾的研究，已有多项成果问世。这些成果或从医疗社会史视域展开，或从某一时期某一区域入手，具有开创意义。本文试图从法律的视角，探讨清朝宫廷档案所呈现的疫灾奏报与防治机制，特别是官员的主体责任。因清末防疫已向近代演进，对此相关成果，本文不予赘述。
一.疫灾奏报机制
研究者提出，-年间的四个世纪属于小冰期气候。根据我国气象史等文献研究，学者认为小冰期中的18世纪处于一个相对温暖时期。气候变暖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，表现为灾害频发，特别是极端天气多发。在近五百年间，清朝的温暖冬季集中在-年间；寒冷冬季则分布在-和-年间。前述观点得到《清史稿·灾异志》的印证：从顺治到同治的年间，有94年发生疫灾，按照被疫月份和季节统计有次之多，其中有多次属于多地同发；被疫范围小到一省府县、中到跨省区域、大到接近全国，达处(次)之多。如果将该书未载的光宣37年间所发生的疫灾包含在内，清朝发生疫灾的年份超过百年，平均不足2.5年发生一次疫灾。
清代档案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资讯。仅据朱批奏折和录副奏折的不完整统计，有一百多位臣工共奏报疫灾次之多。这构成了笔者研究的基础。
清代的“雨雪粮价”奏报制度自康熙中期形成，至乾隆初年成为定制，终清世未改。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在气象、灾害和物价史上连续时间最长的奏报记录。与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奏报、勘查、救助、蠲缓等制度化运行不同，由于疫灾的偶发性、旋起旋消、病患者死亡难用“分数”定损等原因，清朝并没有一套规范性疫灾文本奏报制度。但臣僚奏折，仍能反映疫灾奏报具有规制性的特征。
首先，奏报主体和时限。清代疫灾以省内流行为多，因而负有察吏安民职守的封疆大吏——总督与巡抚，构成奏报的主体。而学*等差官，以及将*、提督等地方武职大员，构成辅助系统。自乾隆十三年()停止奏本使用后，臣僚上达皇帝的*务文书，仅有题本和奏折两种。臣僚对疫灾的奏报几乎都通过奏折形式，鲜有的题本形式多是记述疫情结束后奏请奖叙之事。奏折具有在最短时间直达天听、保密性强，并能够得到皇帝及时批示等便捷特点。但或因不吉之字直达皇帝有所忌讳，约半数疫灾奏报采用“附片”或“夹片”形式。
除前述行使治权的官员的奏报之外，负有监察权和言责的科道官员，构成对前者的有效监督，一旦督抚瞒报或救灾不力，后者即行举劾。事实上也正因监察官的督查、参奏，使得地方官的不法情弊被揭露而受到惩处。
疫灾要求即时奏报。在大型瘟疫流行时，如嘉庆十九年()，嘉庆帝要求半月或旬日奏报一次。未及时奏报，有严格处罚。
其次，奏报事项。通常包括发生原因、流布范围及时间、致灾程度、救治措施等方面。因救治措施在下文详论，此处仅就前列事项进行讨论。值得重视的是，官员在使用概念时，除对确定的疫灾使用如霍乱、鼠疫等专有名称外，经常用时疫或疫气指称所有疫灾，有时也用“瘟疫”“瘴疫”“疫疠”之类笼统概念。“时疫”有流行的意涵，“疫气”表明致灾原因，以与其他水旱等自然灾害相区别。
奏报发生原因，包含对病源的追溯及其规律性探索。官员多把致灾原因归结为寒暑异时、久浸潮湿卑污等。由地方大吏贺长龄主持编纂的《清朝经世文编》一书，刊刻于道光元年()全国性大疫之后不久，其《户*》门收入江苏华亭人金诚所著《时疫》一文。该文提出旱涝之后每以时疫，原因在于“阴阳受伤，必滞而成*。*气溃发，人物相感，缠而为患，疫症乃时行也！”这也代表了多数官员对瘟疫成因的认识。署理福建巡抚王士任把发生在乾隆四年的疫气归结为福建地处低洼，向来春夏之间湿气熏蒸，每生疾病。“今年交夏以来，天气寒煖不齐，福州省城疫气流行，兵民传染者颇多。下游兴、泉、漳三郡卑污之处，亦间有沾染。至于上游各郡及高燥之区，则皆无恙。”乾隆十三年，钦差大臣刘统勋等奏报，山东地方自四五月间，时疾杂症沾染颇多，先因雨泽未施，暵气中人，麦熟以后食新者众，动成外感内伤。从来歉收之后，必有时疾，气运迁流，难免传染。乾隆十二年，古州镇城因天气亢旸，时疾流行。乾隆十四年，贵州巡抚爱必达奏报，古州每到夏季，疫气流行，民苗多被传染，本年夏秋之交，疫气复发。嘉庆十九年，云南学*顾莼对流行于滇南十余年的疫气进行调查，描述患者症状“或吐红痰，或身生一块俗名蛘子，死者率在两三日内，去今两年盛于临安一带”，他处患此病者亦多，“随处访问，俱不识其所由来。授药者或凉或暖，皆无定效。督臣伯麟曾合药散给，亦有验有不验”。道光元年，署安徽巡抚张师诚奏报，因气候异常，寒燠不齐，致使凤阳、颍州、庐州、泗州等地“间有疫气”。署湖广总督新柱也把湖南七八月间的疫气归结为阴湿凝滞。
除寒暑异常、久浸潮湿卑污造成瘟疫流行外，大灾大兵之后，必有大疫，是官员奏报中所总结的又一基本结论。这说明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，与瘟疫的发生具有伴生和衍生关系。特别是跨省的区域性瘟疫，几乎都与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，构成明显的伴生关系。邓庆麟以肯定的口吻奏称，久旱之后，必有瘟疫。嘉庆十九年、道光元年、咸同年间等大疫，皆与久历兵燹有关。故有“灾异不言祥瑞”“兵者，凶也”之古训。
就疫灾的流布范围而言，以省域内的府县为最多，嘉道以降，跨省的大流行明显增多。如乾隆四年扬州府之江都、甘泉、泰州、高邮等属，通州如皋等处，及江苏省城上元、江宁二县，安徽所属之六安、泗州二州，四月以来疫气流行，人民牛畜俱多疾病。也有两省或多省同时流行的情况，如嘉庆十九年直隶保定及省南一带时疫颇多，春间河南地方染患瘟疫甚多。而道光元年流行于至少八个省域的大疫，更是清朝步入近代前夜的全国性瘟疫。
官员奏报的大疫流行时间，最长者为云南，即滇南流行十余年，短则数月，且短者占多数。
致灾程度既是奏报的重点，也是皇帝主要
